《译林》2000年1期刊登了陶洁的《事情正在悄悄起变化？——妇女文学的一种新动向》，文章说，20世纪60年代，随着风起云涌的争取妇女平等与自由的女权运动，美国女作家和女学者们也不甘寂寞。她们不仅积极参与妇女运动，还大声疾呼，抗议社会歧视压抑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号召女作家站在女性的立场，以女性为主体，以妇女生活为题材，创作有强烈性别意识的作品，建立自己的女性文学。著名女作家蒂莉·奥尔逊用大量的事实，甚至自己的切身体会，分析文坛上女作家不多的原因，揭露从社会到家庭到学校对女作家的歧视。1978年，她结集出版的《沉默》足足影响了三代美国妇女学者，到今天还有人称之为女性文学的“圣经”。今天我们熟悉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厌女症”、“雌雄同体”等新名词，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子》等有着强烈的女性意识的作品，以及对《简爱》等女作家写的经典名著的再认识等等，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不过，近年来，形势似乎有些变化。首先，妇女领袖们开始转移兴趣与视线。最早发表《女性的奥秘》、为女权运动推波助澜的贝蒂·弗里丹关怀起老年问题，在1993年发表了《老年之泉》，批评社会对老年人的偏见和歧视。虽然还谈女人，但更强调的是人老了，不必互相竞争了，男人女人可以更好地合作，组成真正完善的社会和集体。她甚至说，她老了以后，带着宽慰和激动的心情，认识到自己已从妇女运动的权力政治里解放出来了，认识到自己十分需要超越那场性别大战，那些把女性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受压迫者来反对以男性为整体和压迫者的打不赢的战斗。尽管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还在写女人，她的新作的影响却大不如当年那本《紫颜色》。另一位跟她齐名但是位白人的女作家玛里琳·弗兰奇，当年也以女人的觉醒为主题写了小说《一间自己的房子》，同样名噪一时，现在却写起回忆录，描绘自己如何与癌症作斗争，虽然仍然信心百倍，但似乎并不突出什么女性意识。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女作家开始从男性的角度写小说。
小说如此，评论似乎也不例外。有些女性主义评论家不再像从前那样咄咄逼人，声称男人写不了女人，男作家对笔下的女人总怀有偏见，就连莎士比亚也不例外。她们现在开始替男作家讲话了。
不仅如此，1994年3月号美国《混合语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报道说，在一向是文学理论的据点，尤其是解构主义理论的据点的杜克大学英语系里，好几位女教授，尤其是颇有声望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家，都放弃理论，写起自传和回忆录。而且这情形并不局限于杜克大学。
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开始趋向右倾保守，这势必对妇女运动产生压力。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妇女运动出现了分裂，黑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批评妇女运动以白人妇女为主，忽略了少数民族和有色人种的利益。马克思主义妇女问题理论家抱怨妇女运动关心的只是中产阶级妇女。连保守的妇女都出来抗议，认为妇女运动不该由女同性恋者来主导。而年轻的女性在享受上一代艰苦奋斗而获得的一些改善与好处以后却认为男女已经平等，不必再大惊小怪地搞什么运动。恐怕现在很难说有什么统一的妇女运动了。当然，不能排除有些20世纪60年代的妇女领袖步入老年，心态发生了变化；也不能排除女性主义的作家与学者经过多年的思考变得成熟了，看问题更全面了。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过去她们只谈“妇女”研究，现在提倡“性别”研究，认为男人也是受害者。
《复旦学报》2000年1期发表樊树志《“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寇”为中心》一文，作者认为明代的“倭寇”，即所谓“后期倭寇”或“嘉靖大倭寇”，在历史上曾掀起轩然大波，朝野上下议论纷纭。从那时以来，对这一历史现象的认识始终是很歧异的。当代中国的历史论著至今仍存的概念与史实的混淆。“倭寇即日本海盗”这种似是而非的表述值得商榷。嘉靖年间东南沿海所谓倭患的根源，在于明朝严厉的海禁政策与日趋增长的海上贸易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被人们称为“倭寇王”的王直，是徽州海商出身，把他放在当时国际贸易大潮中审视，许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文学遗产》2000年2期发表了戴燕的《文科教学与“中国文学史”》，文章叙述作为一门文科教育课程的“中国文学史”，在二十世纪的大学，如何成为一般中文系最重要科目、又如何在教学中被一统化的过程，分析它的成功在于与意识形态、学术体制特别是教育制度的配合，而其缺陷也正在于此。
大学中文系的文学教育采用“中国文学史”为其主要形式，也曾遭到过一些人的质疑，然而风气一旦形成，学制一旦颁布，似乎就不大容易动摇。
“中国文学史”在讲述历史的同时，也瓦解了历史，在揭示文学性的同时，也损坏了文学性，这个问题其实很早就有人意识到。
作为一门文学教育的课程，“中国文学史”在中国近代教育、学术史上的确功不可没，它给传统文献特别是集部文献带来过新的诠释理论和学习方法，使很多过去从来进不了阅读视野和学习范围的作品，被郑重地引入课堂，被赋予了文学的神圣意义和传承价值，然而在几十年来的教学中，事情又有着它的另外一面：首先，作为一种理论、一种方法，在阅读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学方面，“中国文学史”本来也是富有创造的生命力的，可是随着它体制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当它不再会遭到质疑和挑战，不再需要为自己的合理性辩护、为自己在教学中的处境竞争的时候，这门学科也就丧失了它的更新的机能和活力，因循前人的范式，却失去了前人的激情和精细，只能使后来者们越发显得简略和粗糙，而难以激发新的阅读理论和阅读兴趣。其次，就像人们通常看到的那样，所有的文学理论及方法，本来都只产生于为某一类作品的辩护之中，并只有效地服务于特别适合它们的那一类作品，现在的“中国文学史”，也正是在适应于一部分作品而压抑了另一部分作品之后，才得以成立的，在它把一批作家作品请进来的同时，却又把另一批作家作品逐出了教室，因而所谓的“中国文学史”，不但不可能包容传统的中国文学的全部，即便是文学史课上所教的那一种阅读文学文本的方法，也同样不可能成为阅读丰富多样的中国文学的普遍原则。
《医学与社会》2000年1期刊登答旦的《中国自杀问题漫议》，文章说发达国家对自杀研究已有100多年历史。爱米尔·杜尔凯姆（1858～1917）是当代社会学的创始人，1897年他的著作“自杀论”一书问世。他认为自杀有其社会原因（社会整合和社会管理问题），这些成为后来自杀社会学研究中心概念。发达国家早已创立了专门学科——自杀学，有专门杂志和研究团体，举办了自杀专题研讨会，相比之下，中国由于“左”的干扰，自杀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80年代以来才开始探讨自杀问题。在这个领域中，我国基本上属于起步阶段。何兆雄著《自杀与人生》、《自杀病学》等专著和一些文章，尚未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
1．中国自杀率的统计：1989年中国自杀率为17．07／10万，自80年代开始，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全国意外死亡人口数，其中包括自杀死亡人口数。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卫生统计年报”中也出现了中国的自杀率，自杀死亡人口数为189850人，按自杀率高低，中国在公布的69个国家中，排列在第19位，属于次高发地区。90年代中国自杀率为20／10万左右，这是根据中国的人口死亡登记观察点的调查数据整理而得到，中国每年自杀死亡约25万人。
中国自杀率呈上升趋势，要引起关注。
2．自杀带：国际上存在一条自杀带，这已为国际学者认可。
世界自杀带：按自杀率在20／10万以上国家研究，在欧洲，丹麦（27．92／10万），芬兰（24．4／10万），法国（21．58／10万），比利时（22．17／10万），德国（24／10万），瑞士（24．8／10万），匈牙利（41．40／10万），奥地利（24．71／10万），这8个国家由西欧到中欧再延伸到北欧，形成一条带状，学者称之为“自杀带”。
中国自杀带：据何兆维研究，中国可能存在一条自杀带，这条自杀带是长江流域诸省，由江苏到四川，再朝北延伸到黄河流域的河南省。根据是：①这5省的推定自杀率高，计江苏（24．14／10万），安徽（27．54／10万），湖北（32．43／10万），四川（19．40／10万），河南（21．61／10万）。②这5省又是外伤、意外死亡、中毒的高发区。
这种自杀带的研究，提出了自杀流行学特征，自杀意念，自杀行为会不会向邻近地区传播辐射？
3．中国自杀分布特征：世界各国在自杀统计中，均是“三高”现象：①自杀数城市高于乡村。②自杀数男子高于女子。③自杀年龄以老年最多。而唯独中国来了相反的“三高”：①自杀数农村高于城市。②自杀数女子高于男子。③自杀年龄以青年最多。
《政法论坛》2000年1期发表了汤啸天的《网络空间的个人数据与隐私权保护》，作者认为个人数据、个人私事、个人领域是隐私权的三种基本形式。个人数据为生成主体所拥有，足以对主体构成识别的数据均为个人数据。获取个人数据必须事先经过批准且使用公正手段，数据用户使用个人数据必须限定在批准范围内。国外某些计算机软件的“序列码”、“识别码”在实际上具有窥人隐私的功能，已经引起争论。当前，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信息安全，警惕个人隐私权在网络空间受到侵害。
